陽陽日記~Sherry部落格

難道，這是預兆，告訴她即將發生的事情？

她在想著，明天保險業務的路線大概要怎麼跑。然而一輛摩托車，就這麼從側面疾駛過來。她只記得這個交叉小路口，既然她這裡是閃黃燈，側面應該就是閃紅燈，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所騎乘的大野狼，撞擊到了她的小綿羊。因為撞擊力道不小，整台機車剎那間往右邊傾斜，她整個人有半身被自己的機車壓倒在地。這時候，已經夜深人也靜，她很清楚的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然後痛楚的感覺逐漸傳到中樞神經，讓她頓時覺得一顆心痛到沈了下去。

另外，她更清晰的看見，這個小伙子，大概只有二十歲上下，身手矯健的跳離自己的大野狼，毫髮無傷。

她勉強掙扎起身來，小伙子也幫她把車拉開身體，順便把自己的車扶正。接著她忍著痛拿起電話撥打119報案，大概在十五分鐘左右，交通警察與救護車就已經到達現場。

交通警察先幾分鐘到，開始針對現場所有的跡證調查。她心有餘悸的向警察表示，當時號誌閃黃燈，她的小綿羊緩慢的往前進，但是突然左側出現來車，接下來她就被一頭大野狼撞倒，好像已經有骨折的現象發生。警察轉頭問他，是否如此，但是他也強調大野狼是匍匐前進，並沒有搶道爭先，不過還好沒有受傷。警方記載了兩方的說法，但是並沒有記下「還好沒有受傷」這幾個字。救護車到了以後，她就被送往醫院。

診斷結果，她有粉碎性骨折，至少要休養三個月。

她以為對方很快就會來向她道歉，結果並沒有。這段期間內，公司雖然給她三個月完整的病假，但卻是無薪假，況且老闆冷冽的眼神，幾乎是在告訴她，回來妳就知道好歹。這段期間，她根本沒辦法正常的上下樓梯，必須由先生背著她出門看診。她向我形容，「幾乎是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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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細咀嚼「生不如死」四個字。，事實上，生當然比死好，不可能有「生不如死」這回事。但是我在想，究竟是什麼讓她生不如死？應該不是生理上的傷痛而已。

「當然是他自始至終都沒跟我道歉！」，她氣憤的說。「明明是他不對，為什麼他一點歉意也沒有？」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他自己覺得沒錯吧。」，我聳聳肩。

「可是根據警察局出示的交通事故初步研判分析表顯示，他有錯！」，她說。

所謂的「交通事故初步研判分析表」，就是交通警察在第一時間根據車輛現場圖，以及當事人的筆錄，交叉比對後，做出的第一份事故肇因分析報告；如果當事人不服，可以再向車禍事故鑑定委員會覆議，作為將來求償的依據。這份報告顯示，他確實有「未讓主幹道車先行（閃紅燈未能停車察看）」的問題。

「可是你也有錯。」，我比著肇事次因，「上面你也有『閃黃燈未能減速』的記載。就車禍發生的主因與次因，你們可能都有錯。」

「不是這樣的。」，她說，「車子已經被移動過。當時我的車速很慢，再減速我就乾脆牽車就好。我並沒有錯！」

事實上，發生車禍時，最忌諱之一，就是把車輛逕行移動，如此一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能在判定車禍原因上就會有困難。

「好吧，那麼我們就提出過失傷害的告訴，讓他在檢察官前面談和解就好。」，我只能這麼說，畢竟對方都不願意和解。

「不過，如果雙方都有肇事原因，會不會影響檢察官對於過失傷害的判斷？」，她問。

「原則上不會。」，我說，「只要對方有過失，那麼就會有過失傷害的問題，並不是過失全在被告身上，被告才需要承擔刑責。只是說，民事賠償部分，可能會因為兩邊的過失相抵後，金額有落差。我只是擔心他也有受傷，所以在提告時，對方可能也會針對肇事次因，提出過失傷害的告訴。」

「他沒有傷害！」，她說。「我清楚的看見他跳離機車，而且跟警方說，他並沒有受傷。」

「那就看著辦吧。」，我說。畢竟這件事情，對方也還沒出手，沒辦法判斷究竟有沒有這個問題，但是我著實擔心未來的發展。

「不過，你確定要委任律師嗎？」，我問。事實上，在許多的案件上，委任律師的費用，可能比起將來得到的損害賠償要高。以車禍為例，大部分的車禍大概都只有皮肉傷，全民健保就可以覆蓋大部分的費用，就算修車等，可能也只有不到一萬元的數字，比起律師費來說，當然不划算。

她咬著牙說，「我寧願賠錢，也要他向我道歉！」

我沒有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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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出了「過失傷害罪」的刑事告訴，檢察官也很快就開庭。

「兩造當事人有無和解意願？」，檢察官在詢問完兩位告訴人與被告的筆錄後，補充詢問了這一句話。

「我們願意。」，我還是彬彬有禮的回應。

「也可以。」，對方並沒有聘請律師，但是一派輕鬆的回答。

「那我們就安排兩位到調解委員會去處理，記得要把處理結果回報地檢署，我們會再視情況開庭。」，檢察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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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是個符合台灣民情的設計。調解委員往往都是地方上經驗豐富的退休公務員、教師、校長、書記官、律師等等擔任。其實我相當佩服退休後的專業人士，還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領取微薄的車馬費，傾聽這些當事人的「車禍」、「房屋漏水」、「離婚」、「外遇」等等的「小」問題，並且協助他們達成共識。只要是告訴乃論，也就是當事人可以撤告的罪行，或是一般民事糾紛，都可以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當然，如果地檢署移送過來的案件，他們也會協助辦理協商。如果兩造可以協商完成，當然對於抒解法院的案源，有很大的幫助。畢竟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結果，如果經法院核定後，就與確定判決有相同的效力，因此不失為解決問題的良方。

我們提早十分鐘到，對方卻遲到十分鐘。當然，對方還是一個人到。

調解，是個很微妙的制度。在過去調解的經驗中，我的原則就是不談是非與對錯，只談賠償金額應該多少。畢竟調解委員會不是法院，談是非對錯，又有何益？只會讓對方更生氣而已。所以我在調解委員會，向來謙恭有禮。但是這一次不一樣，我生氣了。

我們提出請求的和解金額。原則上，車禍的和解金額，大概包括幾個項目：醫療費用、醫療交通費用（以計程車來回計算）、復健費用、因傷不能上班的薪資、看護費用、車輛修補費用、精神慰撫金等等。關於損害賠償，我經常跟當事人說，我們並不是英美法系的國家，所以不要期望會有高額的所謂精神慰撫金或是懲罰性違約金。我們國家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大概就是以回復原狀為標準，如果是車輛損害補償，還得計算折舊。至於精神慰撫金，信不信，我們曾經有一個當事人被蓄意毆打，長達十分鐘，並且被害人得到「創傷症候群」，有診斷證明書為證，但最後法官判決的精神慰撫金，竟然是五萬元。所以，不要期望靠車禍賺錢，法院也不時興這一套。我們的法院，只會准許回復原狀的損害賠償而已。

計算得來的金額，我大概事先向當事人報告過，應該頂多就是十萬元上下而已。她聽完數字以後，非常驚訝。倒不是心疼自己的傷害只能拿到這樣，而是認為，明明就是粉碎性骨折，怎麼會只能有這樣的賠償？

「看護費呢？」，她問。

「看護費，必須要有醫師診斷證明，載明必須要多久的看護，如果沒記載，一律不能請求。」，我硬著心腸說。

「那麼，不能上班的薪資呢？」，她進一步問。

「薪資，必須真正因為這樣的傷害而不能上班，由醫師載明在證明上；所請假的天數超過有給薪的病假，才能請求。」，我補充說，「而且，所請求的金額，必須依照扣繳憑單上的薪資才能給，沒寫上的金額一律不准加入計算。更不能靠老闆手寫一張計算標準，就要對方給錢。」

「還有我家的小綿羊的修車費用呢？」，她幾乎快崩潰，大概心想怎麼會遇到這樣的律師。

「修車費用，除了工資不用折舊以外，所有的零件替換，一律要折舊。所以雖然修車花了一萬元，扣掉折舊後，其實所剩無幾。」，我無奈的向她說明。

「好吧，精神慰撫金，也就是精神賠償，總該給我了？」，她最後問。

「精神賠償，大概一般實務上，以你這樣的傷勢，五萬元以下也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少。」，我說。

她很明理，最後接受我的提議，我們總共就請求十萬元。事實上，我認為這樣的金額應該可以讓被告接受的原因在於，如果被告真有過失傷害，雙方又沒有和解，法院大概會判刑二至三個月，易科罰金就是六萬元至九萬元，而且不是判刑繳罰金就沒事了，還得另外面臨民事求償。所以這樣的金額，應該可以讓被告接受。

想不到，這位年輕人，直接給我們的回應是：「我沒有錯。我大概可以在『道義上』賠償五千元，其他的金額我不可能支付。」

然後，蠻不在乎，不願意道歉。

我心想，還好我的當事人沒有到現場調解，否則可能會因內傷之故，傷勢更加重。

任憑我好說歹說，他就是不願意接受，還告訴我，其實他剛工作，當時才下班，沒有錢，不要就算了。

我最後冷笑，「那我們就法院見吧。」

他也不甘示弱，「我也會提出告訴，要求你們承擔過失傷害的責任。」

我懷疑我聽錯了，「你確定？可是我記得你沒有受傷？」

他囁嚅的說，「我，上個月有到醫院驗傷，我的手指扭傷了。我也會跟你們請求十萬元。」

我不怒反笑，「是嗎？你怎麼不說你頭髮也扭傷了？」

他一時語塞。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四個月之久，您上個月才去驗傷，跟我們的車禍有關係嗎？更何況，您的賠償金額十萬元，究竟怎麼計算？也請您惠賜高見？」，我說，連對他的稱謂都改變為「您」，表示我已經充分的燃燒內心的小宇宙。

「不重要，總之如果你們要和解，就是五千元。不想和解，我們就地檢署繼續打官司。我舅舅也是律師，我會請他出面告你的當事人。」，他發狠的說。

「好啊，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我笑著說。「您一旦提起告訴，我們就會提出誣告的告訴，這可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就算判刑三月，也不能易科罰金。年輕人，想清楚。」

這次的調解，當然不歡而散。而我們，很快就接到開庭通知，我們這次是被告，但是跟原來的案件一起開庭。

我的當事人非常憤怒，她也斷絕了跟他和解的路線。

但是我告訴她，其實別擔心，後面有好戲看，因為我已經聯絡了承辦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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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地檢署開庭，檢察官一開始就詢問和解結果，並且意味深長的看了他一眼，「你堅持要提告對方過失傷害？」

他沒料到檢察官會這麼問，「喔，當然，我也有受傷。」

檢察官正想再跟他確認，我已經舉手請求發言。

「被告的傷勢，乃是在案發後三個月才去驗傷，是否與本案相關，已多疑問。況且本件警員前往處理時，曾親耳聽見被告論及，其並未受傷，如被告堅持提出告訴，我們會聲請傳喚證人警員，其願意前來作證。此外，被告乃因下班時騎乘機車導致告訴人受傷，應為業務過失傷害。被告一再飾詞狡辯，甚至為脫免罪責而誣告受害人，我們將一併提起誣告之告訴。」，我緩緩的說完，讓書記官把所有的字眼記載於筆錄上。

檢察官淡淡的說，「被告都聽見辯護人所陳述的內容嗎？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

他大概沒料到，他一時的失言，竟然會成為呈堂證供，看來港劇的劇情，好像也值得參考。

他改口，「我願意和解，但是和解金額的部份太高。」

我立刻接口，「並沒有太高，而且我們當事人現在請求的金額為二十萬元。」

他一臉不可置信，而我的當事人也滿頭霧水，似乎被我突襲，因為我並沒有事先跟她提起過，我即將提高一倍的和解金額。

檢察官再問了一次被告：「還有意願和解嗎？否則我就依法處理。我可以直接告訴你心證，目前看到的證據，你應該會成立業務過失傷害罪；我不會起訴對方。至於誣告部分，如果被害人堅持，我會依法分案調查處理。」

他就像是洩氣的小鴨，決定投降。「好，我願意按照被害人的金額和解，但是要給我一點時間籌錢。」

我滿意的向被害人點點頭，我們總算當庭成立和解筆錄。

其實，所有的案件，重點都在事實的發現。法律不會同意不公平的補償，也不會容許被告不應該的謊言。當然，法院經常會出現不正義的結果，但是請相信我，不符合正義，有時候要看是誰的正義；不符合公平，有時候也只是意外而已。

至少，我是深深的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