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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本質的孤獨     蔣勳 

    　生命本質的孤獨

儒家的群體文化避談死亡一如避談孤獨，一直影響到我母親那一代臘月不談「死」或諧音字的禁忌。

即使不是臘月，我們也會用各種字來代替「死」，而不直接說出這個字，我們太害怕這個字，它明明是真實的終結，

但我們還是會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過世、西歸、仙遊、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辭。

死亡是生命本質的孤獨，無法克服的宿命。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過，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走向死亡。

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說〈牆〉，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反應。他一直在探討死亡，死亡是這麼真實。

莊子也談死亡，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凝視一個骷髏，最後他就枕著骷髏睡覺。睡著之後，骷髏就會對他說話，告訴他當年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是莊子迷人的地方，他會與死亡對話。

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問他死亡是什麼？馬上就挨罵了：「未知生，焉知死」，

可是，怎麼可能不問死亡呢？

死亡是生命裡如此重要的事情，一個文化如果迴避了死亡，其實是蠻軟弱了。

儒家文化固然有樂觀、積極、奮進的一面，但是我覺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始終不敢正視死亡。

儒家談死亡非得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上，如「捨生取義」、「殺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義。

所以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練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這種機會？

　　小時候我總是認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們會為我立一個銅像，題上「捨生取義」。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最後變成一個很荒謬的教條。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況下，對其感到不忍、悲憫而去救助，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絕對是人性價值中最驚人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殺生」，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沒有「精忠報國」這四個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報國了？

　　孤獨與倫理規範

　　忠、孝究竟是什麼？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範。

文化的成熟，來自於多面向的觀察，而不是單向的論斷；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後，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發生許多問題。

檢視這些問題並非去否認問題，不能說「今日儒家文化已經式微了」，我們最底層的價值觀、倫理觀以及語言模式，在本質上都還是受儒家的影響，

而這裡所說的「儒家」早已跳脫哲學的範疇，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我習慣在校園發現問題時，立刻以系主任的職權去維護學生，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讓它成為一個議題，公開討論？

在我們的社會中缺乏議題，包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個議題。

　　從法國回來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後才能通過。

這件事通常是由訓導單位決定，到會議上只是做最後的確認，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屋；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說這個學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

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後的因由，當下不願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性觀念比較開放。」

聽了，我嚇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說明，就已經被判定了。

　　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耳」，即使事後發現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麼當初會「想當然耳」？

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非得以檢察自身為起點。

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在西方，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學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間，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民 主的投票，他必須遵守這樣子的道德意識，接受這樣子的結局。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會中，從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辭地指著別人 罵：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獨感會幫助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檢視道德意識，當其時道德情操才會萌芽。

就像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讓所有的人說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便把這件事寫在《世說新語》。

他不是沒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對生命的懷疑

　　我出版過一些書，談了美學、談過詩，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

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但已經在醞釀，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

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去掩飾跳牆、記過的事件，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這就是我的選擇了。

　　我想，台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的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因為我們認為對岸破壞了儒家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事實上我們所背負的包袱比對岸更重。

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好像，台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

　　家庭、倫理的束縛之巨大，遠超於我們的想像。

包括我自己，儘管說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我又變回了小孩子，哪敢談什麼自我？談什麼情慾孤獨？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講得我無地自容，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說：「這有什麼不能說的？」

　　其實，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專門剪孩子的頭髮，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這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叫做「愛」或是「關心」。因為這把剪刀，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

　　在我們的文化中，以「愛」、「關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不允許相對的討論、懷疑——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我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殺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義，魯迅寫的秋瑾殺生、捨身之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取義的觀念。

生命的意義

生命真的有意義嗎？

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存在是一種狀態，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除了你自己。

所以存在主義說「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

在七○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是台灣非常風行的哲學，不管是透過戲劇、透過文學。

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兩個人坐在荒原上，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中文譯為果陀，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意指救世主）的人，等著等著，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

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我們當時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從小到大，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父母、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都必須傳遞這個訊息，

我不能反問學生說：「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值得活嗎？」但我相信，我如果這麼問，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而是朋友，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

如果你問我：「生命沒有意義，你還要活嗎？」我不敢回答。

文學裡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但是他活著；卡夫卡的《蛻變》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反問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或是如魯迅〈狂人日記〉所說人就是昆蟲，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

我想，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義，當你開始尋找時，那個狀態才是意義。

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生下來就有意義」的想法，開始無止盡地尋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終的答案，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陳凱歌的《黃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像土一樣，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他們努力地活著，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

然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

我相信，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

如果嬰兒出世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就被注射一支針，結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義嗎？

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有過同樣的疑惑，他在小說裡提出，如果嬰兒立刻死掉，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

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感到非常震撼，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會很痛，你看到所有的報導都是那麼荒謬，是誰惡意為之的嗎？不是，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荒謬」這個問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

　　拋開結局的束縛

　　卡繆的《異鄉人》（L'Étranger）中，講述的是在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L'Étranger這個字中文 譯為「異鄉人」，其實就是孤獨者的意思。故事敘述法國青年對一個阿拉伯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但所有的審判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而是舉證他在 為母親守喪時沒有掉淚，在母親的喪禮上，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俏的領帶，以及在母親喪禮後，他便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並發生性關係。諸此種種便成為他 獲判死刑的罪證。

　　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要做最後的禱告和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這個青年罵了一句粗話，說：「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說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翻這本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看 見天上的星辰，他說他從未感覺到生命是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說歌頌的英雄——從儒家和群體文化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這 部小說在國外會得獎，但若是在國內，可能直至今日都無法獲得肯定，因為它的內容違背世俗的標準。

　　在國內不會有人以陳進興為主角，最後還把他寫成英雄，然而，小說的好或壞，不是結局的問題，而是生命形式的問題。這個形式裡的孤獨感、所有特立獨行的部分，會讓人性感到驚恐，應該有個小說家用文字去呈現他生命裡的點點滴滴。然而，我們不敢面對，我們甚至覺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獨面，人會變壞。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大人會說：「這本小說不能看，看了會變壞。」

我認為，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憫。

在陳進興這則新聞裡，我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他被槍斃後屍體送去摘取器官的過程，如果我要寫小說，大概會從這一段寫起。

他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也要反駁群體文化中不知不覺的約束，使這些特立獨行的議題無疾而終。

　　我用「議題」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們總認為「主角」一定是個好人。記不記得小時候看的電影，常常會在最後結局時，出現一行字：這個人作惡多端，終難逃法網恢恢。

後來我再去看這些電影，發現那個主角已經逃走了，只是在當時的觀念裡，不加上這一句結尾，觀眾不能接受，因為惡人要有惡報，好人要有好報。

如果我們用先入為主的善惡觀去要求文學作品要「文以載道」時，文學就會失去過程的描述，只剩下結局。

我從小受的作文訓練就是如此，先有結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結局，例如過去連寫郊遊的文章，最後還是要想起中國大陸幾億個受苦受難、水深火熱的同胞。

先有結局，就不會有思考、推論的過程。當我自己在寫小說時，我便得對抗自己從小訓練出來「先有結局」的觀念，而是假設自己就是小說裡的人物。

這是往後我寫作的一條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整個台灣在經歷這麼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讓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結局決定一切。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小學生寫作文，已經不寫拯救大陸同胞的八股教條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懷疑。

事實上，今日社會事件的報導，甚至在餐廳裡聽到的對話，都還是先有結局。

一到選舉時更明顯，都是先有結局再搜羅證據，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的思考在哪裡？從過去到現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從一個權威的體制裡跳出來，覺得過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氣得跳腳，以為跳向另一個極端。

可是你仔細看，他跳腳的方式和當年某個偉人去世時跳腳的姿態是一樣的，並沒有改變。他還是用同樣的情緒在跳腳、在哭，只是偶像換了另外一個東西而已。如果這樣的話，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個體的獨立性應該表現在敢於跳脫大眾的語言、說出懷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結局或結論。

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孤獨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說出不一樣的話，但要注意的是，這不是結局；

如果你認為這是結局，就會以為「他只是在作怪」，當你拋開結局的想法時，才能理解對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邏輯（logic）一詞源於希臘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從正面，我從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

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見，思考便無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學要提供的就是一種「觸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