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傾聽歷史悲劇

■ 單德興
為了死者與生者,我們必須見證。
             ──維瑟爾( Elie Wiesel)
從地鐵鑽出來,在明晃晃的人行道上一時分不清東南西北,拿著地圖端詳了一陣子,也看不出個所以然,於是向一名過路的西裝筆挺、手拿公事包的白人男子問路。這裡是美國首府華盛頓,我要去的地方是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記得1998年赴英國一年研究訪問之前,我陪父母親前往大陸探親,途經南京。那是我第二次到南京,行程很緊湊,父母親在南京的忘年交小鮑問我想去什麼地方看看。我告訴他,如果時間只夠去一個地方,那麼我想去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於是在那次短暫停留中,我的個人行程除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半天的參觀之外,就是在新華書店不到一小時的瀏覽和採購了。
猶太人大屠殺的反省與紀念 父母親和小鮑對

我這項選擇都覺得很奇怪,南京的名勝古蹟、觀光景點不勝枚舉,為什麼我會單單挑上背負如此沉重、甚至陰森的歷史記憶之地──因為紀念館所在地正是當年日軍大屠殺的現場,看得到羅列的森森白骨。其實我的想法很單純,相較於西方世界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反省與紀念,中國的南京大屠殺並未得到世人應有的重視,我希望在去英國之前能親訪這座紀念館,將來有機會可以向人訴說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德、日兩國面對歷史的不同態度和處理方式,以及人類應該如何從歷史中學取教訓,不要讓類似的悲劇重演。
二次大戰後,紐倫堡( Nuremberg )國際軍事法庭於1945年11月20日開庭審理主要戰犯,經過兩百一十八天的辯論,有十八個納粹首腦獲判「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十一人判處死刑。這場舉世矚目的「紐倫堡大審」為二次大戰的西方黑暗歷史劃下句點,也讓德國得以和納粹劃清界線,展開對歷史的反省,其影響既深且遠。
十多年前我在訪問美學反應理論創建者伊哲(Wolfgang Iser)教授時,曾詢問他的成長背景,及其對他的人生抉擇和學思歷程的影響。1926年出生的他坦言,自己上中學時正值希特勒統治,十七歲時被徵召入伍,直到戰爭結束退役,由於中學時受制於政治化的教育,所以戰後上大學時特別受到現象學的吸引,因為這種哲學自我設限於描述,而不涉及任何政治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他這個年紀的人雖未親身參與其事,但深切領會德國在戰爭時的所作所為,「因而屬於背負罪業的一代」,這種認知促使他在成為國際知名學者之後,積極投入以色列和德國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學術合作,包括了「在德國籌錢興建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羅森思維格研究所,利用每年的孳息來研究從中世紀到現在的日耳曼人──猶太人關係」。(注 1 )
除了官方的審判之外,曾經幾乎遭受滅種噩運的猶太人,也下定決心要為被納粹屠殺的六百萬族人討回公道,矢志不要世人遺忘這段慘痛的歷史。因此,一方面他們天涯海角鍥而不捨地追緝當年負責執行死亡命令的納粹「遺孽」,將他們繩之以法,另一方面也在各地設立紀念碑和紀念館,以誌族人血跡斑斑的歷史,至誠盼望類似慘劇不再發生。在這些紀念物中,坐落於華府的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可謂最具有代表性。
面對歷史、認清真相、省思人性興建任何紀念館,對當事人和遺族來說都具有重大的意義;興建紀念令人髮指的猶太人大屠殺之紀念館尤其如此;而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興建國家級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更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這座紀念館從發想、籌劃、興建至竣工,歷經數任美國總統,從1978年11月卡特總統成立專屬委員會起,一直受到高度矚目。1985年10月動土時,在現址埋下兩只牛奶罐,內裝來自二戰期間各猶太人集中營的土壤和骨灰。1993年4月正式對外開放,第一位入內參訪的是達賴喇嘛。
這裡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大批人士前來參訪,與鄰近的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和越戰將士紀念碑等,同為重要的紀念場所和觀光景點。又因為它是博物館,所以也和此地的史密森博物館等,並列為重要的展覽與教育機構,讓參訪者得以面對歷史、認清真相、省思人性。「紀念博物館」之名便顯示了這兩個重要面向:保存受難者的記憶,增加世人對此浩劫的認識,進而省思在面對這類事件時的道德責任。
此館坐落的Raoul Wallenberg Place原為第十五街,之所以改為現名是為了感念瑞典外交官華倫柏格(Raoul Wallenberg)在二戰末期大舉發放假護照,讓數萬名匈牙利籍猶太人得以逃脫納粹魔掌,自己卻於戰後被俄軍懷疑是間諜,加以逮捕,據說1947年死於莫斯科一處監獄。因此,Raoul Wallenberg Place一名本身就帶有追念、感恩與崇敬之意。
設計這座紀念博物館的建築師傅立德(James Ingo Freed)是猶太裔,出生於德國,為避納粹之禍,九歲時隨同家人逃往美國,後來成為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I. M. Pei)的長期夥伴。五層樓的博物館外表由紅磚與石灰岩組成,兩側有如一連串的瞭望塔,高聳的石牆及圓頂造形像是後現代的監獄,在莊嚴沉穩中流露出追悼、堅毅與希望。至於內部的設計與展示,在回顧歷史的常設展及特展有意營造出陰森、囚禁之感,在反省與展望時則透露出光明與希望。(待續)
注1:相形之下,與我同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人的一位日本學者,平日十分親切友善、溫文爾雅。不過有次談起二戰時,他對自己國人遭到原子彈轟炸深感哀痛,卻對南京大屠殺一事僅表示當時兩國處於交戰狀態,絲毫不顧日軍已深入中國領土的侵略事實。這種迴避、強辯、不知反省的態度,依然普遍反映在日本官方和民間如何看待二戰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不人道事件上面,包括慰安婦事件。然而,日本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呼籲國人坦誠面對歷史,為二戰時的罪行真心懺悔。
跟華府大多數的博物館一樣,參觀此館是免費的。參觀者先在入口處接受有如機場般的嚴格安全檢查,然後到櫃台領號碼牌,取得一張「身分證」,每十五分鐘一批搭乘電梯入內參觀。所發的「身分證」裡有一位猶太人的姓名、照片與生平,內頁寫著「這張身分證訴說的是猶太人大屠殺時一個真實人物的故事」,而這也是參觀者的暫時身分,可隨時藉由展場設置的電腦終端機瞭解此人當時的處境。

5986號身分證

我拿到的 5986 號身分證是1892年出生於波蘭的一位猶太男子,他於1918年結婚,與妻子育有四個子女,長子被送往集中營,他則加入反抗軍,於1942年與其他十二人同時遇害。透過這種個人化的設計,讓參觀者得以「角色扮演」,更能對二戰時期遭到迫害的猶太人感同身受。根據統計,到了1945年,這些身分證上登錄的人中有百分之六十六喪生,思之令人怖畏、髮指。

一踏入黝暗的電梯,眾人頓時彷彿進入了一個黑暗、封閉的世界。趁著電梯上升的幾十秒,館員簡要地介紹這座紀念博物館,並告知一些注意事項。常設展位於中間的三個樓層,由上而下依年代順序展示,其他樓層作為辦公、教育、庋藏、研究以及人道活動等用途。電梯直抵四樓,眾人魚貫而出,由這裡開始一趟學習、紀念、追思與反省之旅。

策展人是猶太裔的巴倫包姆(Michael Berenbaum),現場提供 了許多文件、檔案、實物、複製品、照片、影片、錄音帶、錄影帶等。全程由四樓到二樓,分別為「納粹施暴,1933-1939」(Nazi Assault——1933 to 1939)、「『終極方案』,1940 ~ 1945」(The “Final Solution”—1940 to 1945)與「完結篇」(Last Chapter)。

“Holocaust”(「大屠殺」)一詞來自希臘文,原意為「燔祭」(“sacrifice by fire”),後來被用來形容如此殘酷的猶太種族滅絕罪行,由於該詞帶有「獻祭」的宗教意味,許多猶太人以希伯來文中的「浩劫」(“Shoah”)一詞,來指稱族人遭遇的這場空前劫難。「大屠殺」一般被用來指稱1933至1945年間,德國納粹政權如何動用國家權力,有系統地迫害、殺戮歐洲的猶太人。屠殺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利用機動死亡部隊殺害駐軍附近的猶太人,大約有一百五十萬猶太人因而遇害;另一種就是設立死亡集中營,將瓦斯室偽裝成淋浴室,把猶太人送入其中加以毒害,大約有四百萬猶太人因而送命。

猶太人問題的終極方案

從電梯步入四樓的展覽廳,立即被昏暗、悽慘的氣氛所籠罩。這個樓層呈現的是納粹黨於1933年掌權到1939年二戰爆發之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展示希特勒如何掌權,成為德國首相,把威瑪時代的民主共和轉變為警察國家,實行獨裁統治,有系統地利用各種文宣、種族歧視、恐怖與暴力手段,加諸於猶太人身上。

這種意識形態把亞利安族奉為最優秀的主宰種族,其任務在於征服或消滅其他劣等種族,至於猶太人則被塑造為世界的敵人,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希特勒甚至說, 「若不能徹底認識種族問題和猶太人問題,德意志民族就不會復興。」這種偏激的意識形態與挑撥的言論為將來所要採取的殘暴手段舖路

現場 放映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和《納粹掌權》(The Nazi Rise to Power)兩部影片,分別介紹了歷史上反猶思想的內容與發展,以及納粹如何獲得權力,並有組織地執行自己的意識形態。該館的網頁資料言簡意賅地綜合了這個樓層的四大主題:

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首相後,建立起警察國家;
納粹警察把該國猶太人由公民貶為棄民;
動員全體國人一起仇恨被視為「國家敵人」的團體;
難民危機使得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失去安全的處所。

令人感受特深的是,由年表和一連串歷史事件中看到一個合法取得政權的黨派,如何透過國家機器的操弄,把特定的族群與弱勢團體打為異己、非我族類,以便遂行各項迫害,使得原本安居樂業的平民百姓,轉眼間陷入苦難的深淵。

中間樓層展示的 「終極方案」進一步訴說猶太人所遭遇的悲慘命運,呈現了1940到1945年大戰期間,隨著德國勢力席捲歐洲,納粹逐漸提昇對猶太人所採取的殘酷手段,透過法律和種種措施,強加給猶太人特殊標記(黃色的「大衛之星」),把他們移居、集中起來,逐步進行種族滅絕的殘暴罪行,並美其名為「猶太人問題的終極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Jewish Question”)。直到二戰結束,慘死於這種大規模、有組織暴行的猶太人大約有六百萬,比例高達戰前歐洲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二!

這一區展示的主要是猶太人區(ghetto)、集中營以及死亡中心(Killing Center)的悲慘景象。參觀者透過文件、實物、照片及複製品可以看到,許多猶太人即使在高壓統治、甚至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依然努力維持固有的信仰與生活方式。藏匿起來的猶太人則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任何風吹草動都讓人膽戰心驚。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安妮.法蘭克( Anne Frank )的日記,記載的就是這段藏匿中的日子,後來成為最感人肺腑的見證文學。
善財童子停止追尋、融入當下,體驗到一草一木、深山流水、一切空間情境,都是啟悟覺性的「善知識」......

至於遍布歐洲數以千計的集中營裡,拘禁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其中主要是猶太人,其他還有俄國戰俘、波蘭人、吉卜賽人、政治犯、同性戀等。他們都受到非人的待遇,幸運者被迫做苦役,不幸者遭到處死。為了迅速處決為數眾多的猶太人,納粹特別設計出狀似淋浴室的瓦斯室,以便一次毒死大批人,罹難者遺留下的成堆的頭髮和鞋子,見證了殘殺規模之大。參觀者想到自己置身的正是當年載運猶太人前往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的車廂,而現場展示的每一雙鞋子都是一條人命,真是不寒而慄。(注2)

艾森豪將軍的見證

下一個樓層「完結篇」展示的是1945年盟軍戰勝之後,解放了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將納粹黨羽和幫兇繩之以法,伸張正義,也呈現了大屠殺倖存者後來前往歐美和以色列展開新生的情形。

盟軍抵達集中營時,看到的是骨瘦如柴的倖存者,以及眾屍堆積的殺戮現場,悽慘的景況令人難以置信。親臨現場的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說:「我所見到的事筆墨難以形容。……有關飢餓、殘酷和獸性的視覺證據和文字見證令人無法承受。……我是有意前往的,目的在於萬一將來有人指責這些斷言只不過是『宣傳』時,我能提出第一手的證據。」底下簽署的是「1945年4月15日於奧朱孚[Ohrdruf勞役營]」。這段話似乎預示了當今有些喪心病狂之徒宣稱猶太人大屠殺從未發生

戰後的審判中以紐倫堡大審最有名,甚至拍攝成電影。在面對如此空前浩劫時,不禁令人省思:為什麼納粹黨羽可以既愛家庭、欣賞藝術,卻又冷血地執行殺人任務?為什麼眾多個人和國家選擇袖手旁觀?又為什麼有人甘冒生命危險來搭救被追捕的猶太人?這些在在讓人體認到人性的複雜,人之為善與為惡的潛能,以及面對殘暴殺戮時各人的抉擇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果與責任。

除了在三個樓層依序參觀之外,在經過一處通道時,赫然發現自己置身於「面孔之塔」(Tower of Faces),三層樓高的牆上布滿了一千三百多張裝框的人面照。這些照片拍攝於1920、1930年代立陶宛的一個小鎮,鎮上三千五百多名猶太人在1941年9月被納粹死亡部隊在兩天內殺害了九成之多。

由於常設展的內容和圖片十分驚悚,所以限制未滿十一歲的人入場,不過八到十一歲的學童可於一樓的見證廳(Hall of Witness)參觀展出的「記得小孩:丹尼爾的故事」(Remember the Children: Daniel’s Story)。這是透過八歲男孩的眼光,來看他和家人原先的美滿生活,在納粹統治下所經歷的苦難,以及父母與姐姐最後喪生於集中營的悲慘遭遇。

死者與生者

在看了這麼多的人間悲劇之後,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這時可到緊鄰常設展出口之外的紀念廳(Hall of Remembrance)舒緩片刻,六角形大廳中的永恆火焰是1993年4月博物館開放時由柯林頓總統和倖存者維瑟爾所點燃。參訪者可以在此沉思,或點上一根臘燭以紀念死者,我也點上一根臘燭來告慰亡魂。

至於地下室的兒童瓷磚牆(Children’s Tile Wall)則是由美國各地學童彩繪的三千多塊瓷磚組成,用以紀念被屠殺的一百五十萬猶太小孩。這裡是全館唯一允許拍照的地方。大門內側的禮品店擺出許多有關大屠殺的書籍、影片、卡片和紀念品,除了提醒世人不要忘記這些罪行之外,也積極傳播和平與希望的訊息。

一路走來,我的心緒隨著這些人神共憤的滔天罪行而起伏,凜慄於人性的邪惡與殘酷,直到常設展結尾的小劇場,看到名為〈證詞〉(“Testimony”)的倖存者紀錄片中最讓我感動的片段,心情才稍稍恢復。影片中的倖存者說,集中營裡有位猶太人即使命在旦夕依然真誠祈禱,感恩上帝,旁人非常不解與不服,問他說都已經處在這種情況下了,還能如何感恩?他回答說:「我感恩上帝沒有讓我們像周遭的兇手那樣。」就是這種信心,讓人在看似絕望的處境中依然維持著平和與莊嚴。
整座紀念博物館的精心設計,達到了維瑟爾所揭櫫的目標:「為了死者與生者,我們必須見證。」(“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他在接受訪問時提到,剛開始建館時有人問他如何用一句話來形容,他想出了「死者與生者」這個「咒語」(“mantra”),因為死者往矣,固然要追思、紀念,但也不宜局限於過去,而忽略對生者應有的照顧,因為「生者需要我們的記憶,生者需要我們的承擔,生者需要我們的慈悲與指引。」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了未來者,我們更必須見證,才不致歷史重演(“Never again!”)!
注2:當年十五歲的維瑟爾與家人都被送到奧許維茲集中營,面對了日常生活中的驚恐與哀痛,家人的死亡,宗教信仰的動搖……倖存的他將這段痛徹心扉的回憶寫成了《夜》(Night),於1958年出版,已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文(中文版由陳蓁美翻譯,2006年出版)。歷經納粹集中營苦難的維瑟爾,畢生致力於和平與公義,於198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卡特總統於1980年10月成立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諮議會(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時,即由維瑟爾擔任首任主席,為籌劃此紀念博物館竭盡心力。
本文摘錄自《人生雜誌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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