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吾妻：（一）夫妻中途而別，對不起您，請您原諒。（二）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三）志遠、素貞的將來一任您，託您設法使他們姊弟進學吧。」
父親於61年前遭槍決。他在臨刑前夕寫下了這些話。我今年終於拿回他的五封遺書；可是高齡85的母親，其心智狀況卻已無法理解摯愛的丈夫，臨終留給她的文字了。
今年偶然由從事歷史研究朋友處得知，檔案局竟然藏有我父親與一百多位政治受難者的遺書與私人書信。找新聞來看，才知若沒有其他遺屬與民間團體的力爭，這些私人文件恐會繼續塵封在不見天日的檔案櫃中。
我 覺得荒謬的是，所謂的遺書不就是死刑者要留給遺屬的嗎？這一封封受難者親筆寫下的書信，傳遞了他們身陷牢獄中對家人無盡的想念與情分，也訴說著理想與家庭 責任難兩全的虧欠感與無奈。他們的一筆一畫，盼能成為一絲一縷的安慰，在天人永隔之時，讓家人還能有最後的情感寄託。讓死者誤以為多少能起安慰作用的遺 書，會很快送達家屬手中。但我們一等就是60年。
受難者想對家人說幾句話的遺願及盼望存留人世的美好意念，政府冷眼以對，受難者之所以在生命將盡之時，寫下隻字片語，是他們對國家最後的信心與請託，即使受到這麼多冤屈與不公的對待，仍盼望信會被送到家人手中，但國家再次辜負他們。這是對死囚的欺騙？還是對家屬的欺侮？
雖 然現在已是民主社會，這荒謬也沒減輕。這些本來就屬我們的私人文件，被政府扣押侵占超過60年後，還得去向檔案局提出申請返還，過程繁瑣不便，要所有有繼 承權的子女都提供身分證明，親筆簽署委託某位子女代辦，散居各地的親屬只好互相郵寄同意書。聯絡過程中我忍不住委曲地想，這為何不是政府派人主動來聯繫辦 理，是他們佔了爸爸的東西耶！

淚讀遺書悍拒摸頭

再 說到檔案的申請，我平日忙於照料母親，趁這次到檔案局之便順便申請父親案件卷宗，包括他的自白書。結果除身分證明文件外，還得提供父親的「除戶證明戶口謄 本」！人被政府槍決，身分證有登載，我們也早就得到政府設置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檔案局不能自行調查事實嗎？ 
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官僚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與家屬該有的「服務」嗎？另一位父親也遭槍決的家屬就覺得不受尊重，氣得不願再申請檔案。 
所以當我在檔案局流著淚讀完父親的遺書時，檔案局問我是否願意在7月15日，解嚴25周年當天出席紀念儀式，由馬總統親手把遺書還我。我當下拒絕，只覺有點荒謬。若政府對整個事件、受難者或遺族多點尊重，這封家書不會來得這麼遲、這麼痛、甚至令人憤怒。 
我希望藉由我的經驗，能讓往後其他申請檔案的家屬，有更便利、更友善的措施。關於解嚴或人權紀念日，不論我們有多麼嚴肅、崇高的訴求，都該落實在 最基本日常的實踐中，這對我來說，意味能早點知道父親在臨走前的掛念，能在失去父親後有機會睹物思人，能明白他對我的期許與不捨。 

作者的父親郭慶，在1952年遭到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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