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陽日記~Sherry部落格

簡吉，日據時代全台最大異議組織領導人；五○年代成為白色恐怖槍下亡魂，名字自此消失。簡明仁，大眾集團董事長、王永慶的女婿，簡吉之子。他花了三十年，把消失的父親找回來，還其清白，也解脫了自己。

商周第922 出刊日2005.7.25

七月十三日，南港中研院一場「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研討會上，多篇論文題目都出現一個名字：「簡吉」。他是一位鄉村教師，一九五一年三月，因「匪諜」罪名，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決，成為白色恐怖槍下的亡魂。那一年，他的第五個兒子簡明仁才四歲。

二十多年後，簡明仁迎娶王永慶的女兒王雪齡。其後，回國在交通大學任教、創辦大眾電腦、股票上市，外界提到簡明仁，馬上聯想他是王永慶的女婿。簡明仁生父簡吉卻消失了。

不只生命消失，他所代表的歷史也一併在台灣消失。這位名列日本昭和史事典台灣抗日四大社會運動之一——「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因眼見農村學童過度勞動難以學習，而不願成為「月俸盜賊」的教員，轉而投身農運。他在二十五歲青春年華，領導全台二萬四千名會員、二十七個支部對抗殖民政府，爭取農民權益，成為當時台灣民間最大的異議組織領導者，台灣總督府畏懼其動員能力，先後將他關入大牢十一年。

當抗日英雄事蹟被普遍歌頌時，簡吉卻因左傾色彩，與反共的政壇主流格格不入，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主政，均有意無意地避開。日本昭和史事典所列的台灣四大抗日運動當中，台灣政壇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與「霧社事件」琅琅上口，對「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共產黨」，卻避而不談。

「左派知識分子敢與農民結合，發動全島性抗爭運動，並結結實實為他的行動付出代價，在台灣，就只有簡吉一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強調。然而，也因為身為左派的敏感性，簡吉成為被刻意隱藏的名字。

領回遺體那天起，家人閉口不談父親事……

從領回簡吉遺體火化那一刻起，簡明仁母親陳何從此絕口不提父親。為了求生、也為了避免牽累親族，孤兒寡母從鳳山遷居台南，展開艱苦的生活。「從小我們在陰陰暗暗、灰灰澀澀中度過，家人從來不敢問父親的事，怕談了之後發生問題。」簡明仁回憶：「我們家除了環境嘈雜，氣味惡劣的不愉快之外，政治上的陰影，使我感受到一種低人一等和不光榮的沉悶氣氛。」

對父親，簡明仁完全沒有記憶。他出生於二二八事變後第二十三天，當時簡吉已遭通緝，逃亡在外，母親獨自生下簡明仁後立即昏厥。後來他隱約聽說，父親逃亡時幾度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半夜潛逃回家，黑暗中緊抱著襁褓中的簡明仁，萬般不捨。一九五○年簡吉被逮，一年後處決。

父親是政治犯，簡明仁兄弟跟著受害。長簡明仁四歲的簡道夫回憶：「有一次我到大哥（簡敬）辦公室聊天，他翻出一張白色公文給我看，上面用紅色郵戳蓋上斗大兩字：『免議』。」簡敬在一家罐頭工廠工作，為了公司業務要到香港考察，送件出國申請出境，但政府單位只送他兩個字「免議」，硬是讓他出不了國門。

簡道夫二十歲左右，有天他跟朋友出去，朋友弄了一頂草帽讓簡道夫戴回家，一進門，簡道夫二哥陳從看了嚇一大跳，極力反對他戴那頂帽子，「因為跟父親太像了！（簡吉生前喜歡戴草帽），二哥怕我跟父親一樣被抓去關，所以反對。」一頂草帽都讓家人擔心害怕，白色恐怖的陰影，由此可見。

被貼上政治犯標籤的父親，是簡家的禁忌，但簡明仁一探父親生前究竟的意願，卻日趨強烈。在台灣，他不敢問，赴美留學後，他立即跑到圖書館，尋找父親相關資料；透過美國的台灣學生會、同鄉會等組織，尋覓認識父親或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在太平洋的彼端，他第一次覺得可以沒有負擔地，說出父親的名字。

大眾集團董事長簡明仁花了三十年時間把消失的父親找回來，還其清白，也解脫了自己。楊文財/攝

赴美留學後，探索父親的念頭越來越強……

他開始拼圖，試圖找回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父親。

一九七九年簡明仁接獲交通大學聘書，偕王雪齡回國，當時言論並不開放，簡明仁明察暗訪，手上關於父親與農民組合的資料，逐漸累積。然而，最關鍵的資料，居然就藏在家裡。

八○年代初某一天，簡明仁突然想起母親居住南部早晚誦經時，總會從一個黃色布包中拿出經文誦念，布包內另有一本冊子，雖與經文同置佛堂，母親卻從未拿出來，只是將它默默放在經書之下。

冥冥中似乎有某種力量，牽引他去解開黃布包之謎。結果，他發現裡頭有本手札，紙張已經泛黃易碎，文字以日文書寫。部分篇章文字並不連貫，而以「……」等符號密碼替代。

簡明仁請來專家著手翻譯，這才發現那是父親的獄中日記。警察數度搜索簡家，父親資料早被搜索一空，這本獄中日記，居然奇蹟似地，伴隨著陳何的經書，被保存下來。

那是簡吉在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編按：日本總督府全島搜索並逮捕農民組合幹部）後，被捕判刑入獄一年間的日記；父親手稿所展現的理想與胸懷，令簡明仁震撼動容。

在台中刑務所，簡吉寫道：「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即使是因襲世俗的忠實奴隸，一天又一天的過日子，也是同樣一輩子。」他並期勉妻子，「要使孩子們成為『有氣度的人』，僅只供養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祇當小孩的看護而已。」

他寫信鼓舞農民組合女性幹部簡娥：「我會冷靜、嚴肅和認真地，把我滿腔的熱忱融入字句當中，從鐵窗下寄給你們！……不論到任何時候，絕不要心懷怨恨。……不要被環境拖著走，或者缺乏嚴格、冷靜和認真的態度，要克服自己一切軟弱情緒。」

對弟弟簡新發，他寫道：「我們家的春天是要付出更多勞力的春天！既不能賞花，也沒有片刻嬉戲鳥蝶時間的春天！……現在我好像成為在墳墓裡徬徨的人，從墳墓逃出的時候，就是逐漸接近再生的時候，這種念頭使我感到無限的力量！」

無緣的兩父子，卻有共同的興趣和個性……

這股力量穿越政治手段的壓制，注入簡明仁血液中。簡明仁盡其所能找尋有關父親的一切。解嚴前，他便敢於邀請林書揚、陳明忠、許月里等白色恐怖大牢倖存者定期餐敘，藉此了解父親與那個時代。

內政部前部長張博雅回憶，簡明仁全省找簡吉資料，得知其公婆當年在屏東擔任教師，可能認識簡吉，於是拜訪她高齡的婆婆。其婆婆對簡吉的印象是——白天騎著腳踏車四處奔波演講，夜裡回到住處，卻拿出小提琴獨奏起來，她婆婆問簡吉，白天已經快累死了，為什麼還要拉琴？簡吉笑著回答：「不拉琴，我才會死呢！」投身農運，卻不忘對美好事物的追尋，令人印象深刻。

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的祖父曾對年幼的戴振耀說：「農民運動前輩簡吉先生，曾經來過我們橋頭演講，他口才非常好！」

父親的身教，往往對企業家影響至深，簡吉雖無法直接對簡明仁身教，卻在冥冥中影響著這位科技老闆。「身教是你看到父親這樣做，你就follow（跟隨），我雖然沒有父親在那裡，卻從他的事蹟裡，了解他的為人、他的理想，從而受到他的影響。」簡明仁說，找尋父親的資料，對他的意義在於「reconfirm」（再確認），確認父親是正派、有正義感、有理想的人，然後把他當作一個「模範」。

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對父親沒有印象的簡明仁，與簡吉竟有某種程度的相似。簡明仁大學時擔任交大文苑社長，筆名「竹間」；沒想到，在父親的獄中日記，簡明仁發現父親也曾用「竹間」當筆名。簡吉愛拉小提琴，簡明仁大學時代也幾乎無師自通地迷戀上小提琴；簡吉獄中日記自述以吹口琴舒解孤寂，口琴也是簡明仁學生時代的心靈伴侶。「更重要的是正義感，這點簡明仁跟父親很像，」簡道夫說。

證明父親清白，也讓自己的心情得到解脫……

八○年代中期，簡明仁第一次拜訪台灣文史學家莊永明，希望更了解父親。莊永明說：「他（簡明仁）下決心要為他的父親報仇，但是報仇的方式很別致，他想還原歷史真相，並教育下一代，用這樣的方式來報仇。」農運詩人詹澈說：「我沒看過這樣的企業家（指簡明仁），這樣關心農民，可能是把對父親的懷念，轉為對農民的關懷。」

就像拉一條線，簡明仁從歷史的迷霧中找到一個線頭，拉拉拉，拉出了父親的形象，也拉出台灣農民運動的珍貴史料。經過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協助，簡吉獄中日記近日由中研院出版，埋藏七十五年的秘辛，重見天日；中研院也首度舉辦農民運動國際研討會，讓簡吉與農民組合，名正言順的現身在學術殿堂；台灣文獻館則將簡吉與農民組合史料納入常設展，自此簡吉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的名字並列。

七月十二日的彰化二林，簡明仁頂著烈日風沙，重回台灣第一次農民集體抗爭現場——二林事件現場，主持二林事件紀念碑揭土儀式；二林事件啟發簡吉對農民運動的思考，日方進行二林事件公審時，簡吉四處奔走支援受審者，並安排日本勞動農民黨律師全島演講，呼籲農民團結一致，因此重返二林事件現場，對簡明仁而言意義重大。其後，簡明仁趕赴南投台灣文獻館，為父親與農民組合文獻入厝，擔任現場解說員。

今年對簡明仁是獨具意義的一年，經過他的奔走，農民組合的真相得以還原，父親污名得以洗清。不過，父親的清白獲得昭雪，簡明仁的心情卻是獲得一種「解脫」。

簡明仁說，自己在陰影中長大，原本心境孤離閉鎖，後來強迫自己進行一連串的性格改造，父親，則是他自我改造的最後一道關口，因為裡面有道德的困擾，也有受難者的不平；「把很多東西找出來，知道事情原委後，那是一種解脫、釋懷的感覺，然後就是無奈。歷史是一連串的悲劇。人家說冤有頭、債有主，但我父親的事是冤無頭、債也無主，我能報復誰？沒有辦法。只希望還歷史真相，讓悲劇不再發生。」

身上留著與父親相同的正直、堅持的血液，簡明仁花了三十年，把消失的父親，從日本人的大牢、從白色恐怖的槍下，一點一滴地找回來。或許是逃亡中的父親深夜緊抱幼子的摯情與痛心，滲進熟睡中的簡明仁身軀，或許是母親將父親手札置於佛堂長年誦經的念力，讓簡明仁穿越時空重新找回父親，以及那個年代青春無悔的理想，也同時渡化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