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陽日記~Sherry部落格

今天是母親辭世十周年的日子。十年間，幾乎無日無有對母親的思念，彷彿她仍在世。

伴隨母親旅行，離開飯店前，我們總有一番爭執，像個儀式。她一定要把房間打理乾淨才走。我嚷嚷，等等飯店有人會理。母親說，人家要整理這麼多房間，很辛苦，我們只是舉手之勞。如今，我常拖著行李，到了門口又折回，垃圾進桶，物歸原位，床褥鋪平，才安心離去。

母親出身新竹富家，是家中么女，最小的姊姊大她八歲。她六歲上日人小學校，新竹高女畢業後，赴東京深造。關於學生時代，母親偶爾提起，只說到草月流，音樂會，畫展和銀座咖啡屋。她的同窗告訴我們，母親不像一般千金小姐，總和大家打成一片，功課好，日語講得比日本人好，愛笑，愛花，是網球校隊，而且，射箭射得很好。關於母親，我們知道太少。因為陪她的時間太少。

說來慚愧，跟母親聊得最多的時候，竟是她出入榮總那兩年。一天，在病房放〈荒城之月〉給她聽，聽著聽著母親不覺端坐起來，用手指在被褥上撫彈。問她在做什麼，母親說：「彈琴。」原來，東京留學時，有一年她每周去跟老師學習日本古琴。老師家的巷子有幾棵櫻花。暮春，花落滿地。母親笑說，她不想踩過落花，常常覺得寸步難行。

東京家政學院畢業後，母親返台，應聘在母校新竹高女執教。病床上，她憶起年輕時種花的往事。戰後台灣一片荒蕪，母親請仍然滯留東京的二舅為她寄來花子，在院子裡種出大片草本花。花季過後收穫了幾畚箕的花子，分寄給一百所學校和機關，並請他們來年把存活率，開花率告訴她。結果，母親笑了，只收到一封覆函：台大園藝系。那是1945年，母親二十四歲。

翌年，親長作媒，母親「下嫁」南部鄉村。父親是長子，上有寡母，下有五個弟弟，五個妹妹。新竹鄭家的么女於是成為嘉義新港林家的長媳。

初嫁的母親。家務之外，有時也跟父親一起下田。看見來自富家的新娘子，有板有眼地鋤地務農，鄉人稱奇，哄傳一時。母親說，那有什麼難，學校勞動課都在翻土種花種莊稼呀。

不久，政府徵召父親從政。父親百辭不得，自此步上公務生涯。隨著父親公職的流轉，母親一路搬家，也陸續生下五個孩子。我們住過東石，虎尾，嘉義，新竹，斗六，台中，高雄，台北市的和平東路，新生南路，天母中十四路，新生北路，建國南路。2001年，崇民深謀遠慮，勸動不想再搬家的父母親搬到榮總附近的天母西路。那是他們在凡塵最後的住所。

父親書生從政，兩袖清風。父親的清廉，沒有母親全心全意的支持是辦不到的。她克勤克儉，維繫整個家庭。進中學前，我們外出做客都穿母親縫製的衣服。中學，我們穿表哥們的舊制服。母親自己的衣裳，早年經常自己動手，後來是大減價時貨比四五家。父母親到了八十歲，仍然堅持公車或捷運代步，不輕易叫計程車。母親往生後，我到她的浴室洗澡，發現一個小小的尼龍紗網籠住肥皂渣子，我們從國外買回來送她的精油，浴鹽，一行排開，沒拆，是裝飾品。

景況最壞的時節，母親帶著五個孩子操持家務，同時招呼住在家裡，或登門拜訪的親友賓客。住到斗六的頭一年，母親背著政民，牽住牧民，每天走四十分鐘去街上買菜。有了幫手後，她也沒閒著。斗六的宿舍有寬敞的院子，母親除了培植出近兩公尺高，花開如拳的玫瑰，還種了十幾畦青菜，番茄，南瓜，後院幾經翻種，變成一片玉米田。父親下班後挑水擔肥，大的孩子放學後也分配到澆水除草的工作。那是我們住得最久的一個地方。全家團聚，熱熱鬧鬧的六年。

玉米田之外，後院養了羊，羊奶給政民改善體質，還養了雞鴨鵝鳥，貓，狗，火雞。安可拉種的白兔開始時只有四隻，轉眼成為四十隻的浩蕩團隊。一夜，母親把我們喚醒，全家隔著玻璃窗看見一隻失蹤許久的母兔帶著一群小兔子悠閒地在月光下吃草。事後追想，興趣之外，母親的園藝還是為了貼補家計。

多年之後，我問起這件事。她只說，嫁給父親把她的「神經線」鍛鍊得又粗又韌。她裡外一腳踢，起早睡晚。打理家務之際，手中一把戒尺督促我們做功課。父親一通電話，彷彿只是五分鐘，她又打扮齊整出門去了。夜半醒來，隔著蚊帳只見母親跪在日本矮桌前，對著家用帳沉吟。

母親生性低調，喜歡家居，不愛外出。父親到中央工作後，母親更以台北頻繁的酬酢為苦。宴席上，她微笑地傾聽別人談話，必要時僅只三言兩語。朋友告訴我，在酒會裡，父母親常在人潮外，也常是提早離去的賓客。父親辭世後，有天晚上，我陪母親看電視新聞。她忽然問我，電視在講什麼。我說：「媽媽，他講的是國語啊。」母親道：「其實，我大概只聽懂三分之一，這些年來只聽三分之一。」我驚悚，羞愧，淚水湧上眼睛，不敢回望母親。

閱讀她沒問題，只是速度不快。孩子們成長離家後，每夜九點半，母親工作「收攤」，戴起眼鏡「用功」，讀報紙雜誌，讀中日文書籍。如果我們在，她就會不時提問。如果不在家，她打電話問。她要弄清楚。外出旅行，她也問題不斷，總是跟緊導遊，要把解說一字不漏記清楚。夜晚十一點以後是音樂時間。有兩回，我被音樂聲吵醒，循聲到了臥房，午夜，母親在轟轟然的交響曲裡酣然睡去。有一次，我忙得忘掉去買馬友友的票。母親說：「不要緊，我們去聽戶外轉播。」我們拎著小板凳，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坐了三小時。母親聽得很滿意，只是不斷惋惜友友瘦了很多，顯老了。

她喜歡古典音樂。阿姨們曾經取笑母親：戰爭末期，美軍轟炸台灣，鄭家疏散到內山，別人帶著細軟，母親卻背了重沉沉的七十八轉唱片。她熱愛蕭邦的鋼琴曲，但是史特勞斯的華爾茲才是她的第一名。母親說，華爾茲不像貝多芬交響曲那麼有分量，卻都明朗快樂，人生應該如此。

母親沒有自己的事業，但父親的事業和子女的生涯都有她至大的鼓勵與支持。父親和長大的我們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與學業，母親只是一個傾聽我們近況的忠實聽眾，總是默默地以四季不斷的鮮花迎接我們回家。她是整個家庭的磐石與溫暖的動力。

父親是那種「不知道自己的內衣褲放在哪裡」的日式大男人。我們笑說，「都是媽媽慣壞的。」母親答道：「他在外頭工作那麼辛苦！」母親是父親的後盾，全力支持他，也在他失意時安慰，鼓舞他。晚年的父親不時叮嚀我們，要對母親非常非常孝順。「媽媽苦心持家，把孩子教得這麼好，對親戚朋友也盡心盡力。媽媽是一百分的人。」

母親和顏悅色，要言不煩，身教多於言教。我們的庭訓充滿了父親「震耳欲聾」的期許，卻不記得母親希望我們變成什麼樣的人物──除了要我們做一個「有用的人」，「不能成為別人的負擔」。

在許多父母希望兒女到美國拿綠卡的時代，母親送我到松山機場，說：「不喜歡美國就回來！不一定要拿什麼博士學位！」回國後，我不聽苦勸，決定創辦雲門，母親靜靜貨比三家，買來明鏡數片，找工人裝到排練場。然後告訴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團員，她說：「要知道，人家都是伊父母疼愛的寶貝。」

崇民北醫畢業，當完兵，美國學費太高，家裡供不起，最後決定到日本深造。行前惡補了兩個禮拜的日文。母親日以繼夜，在三百頁的日本牙醫國家考試的考古題書上，密密麻麻用平假名全書注音。赴日不久，崇民便以苦讀考古題的本事，考上牙醫執照，開始半工半讀。等他十年學成歸來，母親早已省吃儉用，付了頭期款，買下一幢小公寓，讓他開診所。

母親是個完美主義者。她寫字，一筆一畫，工工整整，住家務求一塵不染。種蘭花，她用做菜剩下的蛋白把每片葉子擦得晶亮。

小學時，我們排班洗碗。崇民慢工出細活，洗碗可以洗一小時。我洗得飛快，母親卻不輕易讓我過關，安安靜靜地讓我洗五六次：「屁股沒洗乾淨，再來一次！」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是她對我們耳提面命的要求。這項要求也包括了德性與操守的無瑕。

2000年，我被聘為國策顧問，說好是無給職，總統府卻來電要我開戶頭領薪水。多次溝通，才改為無給職。

我向母親報告這件事。她簡單回應：「你不上班，又沒貢獻，當然不該拿錢。」

我決定逗她一下，便說：「可是我有點後悔。因為那個薪水很多，我可以每個月送你去歐洲玩。」

在讀報紙的母親回過頭來，怒目叱道：「你這個人，怎麼愈老愈沒志氣！」

母親很少如此動氣。八十歲了，母親還這麼有力氣。我雖然挨了罵，卻打心底高興。

母親健康開朗。好體質之外，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絕不午睡。父親中風進榮總翌日，母親起大早，開始她數年如一日的晨間疾行。每天沿著磺溪走45分鐘，風雨無阻，出國旅行也不中斷。她說，她不要因為生病給孩子們負擔。

有一天早上，她出門走路，沒多久就趕回來，告訴崇民，有人準備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樹林。她要崇民立刻打電話給龍應台。母親跟文化局長龍應台是「有交情」的。看到報紙刊登龍局長被議員無理攻擊進而掩面的大照片，母親十分憤慨，要我向她致意。我說，「你自己寫信給她啊。」母親說她中文不好，怕寫得不得體。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過陣子龍應台對我說，她收到了母親鼓勵的信函。在那個緊張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診療椅上的患者說抱歉，跑去打電話。龍應台正在開會，接到電話，會不開了，衝去救樹。後來，每次走過那個地點，母親都會指著一片樹叢，說那是她和龍應台救的。

對樹，對花，母親有不渝的深情。整地，拔草，照顧花卉樹木，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是家常便飯。「工作不告一段落，上床也睡不著，」她說。父親負責澄清湖工作時，極力推動觀光。母親就在林蔭大道的大樹幹種上蝴蝶蘭。清早，黃昏，伴著工友一起仰著頭幹活，噴水，上肥，除蟲，沒叫一聲累。花季來時，上千朵白色蘭花在風中輕顫。那是母親最輝煌的作品。搬到天母小公寓，母親宣布「洗手」退休，不到一個月，卻又約我去買花架，花盆，東山再起。

幾個孩子邁入中年後，母親逐漸放鬆下來，成為我們的好朋友。我們驚訝地發現她天真活潑的本質，發現她原來是好奇，愛玩的人。

到溫哥華，牧民開車帶她玩一整天，才回到家，母親就問明天的節目如何。歐洲旅遊，每到一城，她要我買日文的城市導覽書給她。在佛羅倫斯的旅館，半夜起床，發現母親仍在燈下讀書。看到我，她很高興地說，許多名畫古蹟，當學生時學過的，隔了這麼多年，原來統統還記得。凌晨兩點鐘，母親眼光明亮，開心得像個中學女生。我愕然驚覺半世紀相夫教子，母親的犧牲何其浩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