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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太乖不好
摘自/ 9月讀家侯文詠嗆聲危險心靈 撰文作家/ 侯文詠
根據辭海的解釋，所謂『乖』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氣。換句話，『乖』學生，指的是這種順服的學生。當這種乖學生有什麼不好？ 學生『懂得道理』沒有什麼不好，問題出在這個孩子懂的『道理』對不對。
我先來講個故事。
我有篇文章被收錄進國文教科書裡去了。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屆讀到這篇文章的國三學生。他們班上的同學就對他說： 『你問你爸爸，他這一課到底要考什麼？』 我兒子跑回來問我。
我聽了差點沒昏倒。我最恨考試了，我記得自己自大學聯考（現在叫指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論語、孟子這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燒掉。
『我真的不知道要考什麼耶......』我抓了抓頭，很尷尬地說。
『可是，』兒子著急地說：『你是作者啊。』
『我當初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讓人拿來當考試題目的啊。』
我當然想不出什麼題目來。
後來學校真的以那個課文為範圍考了一次試。我突發奇想，請兒子把考卷拿回來讓我也考一考。不考還好，一考之下我發現題目還真是很難。寫完了試卷，對照答案，我竟只得到87分。兒子告訴我：
『爸，你這個成績拿到我們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四名。』
我聽到是有點愣住了。考十三、四名當然成績雖不是很糟，但這起碼表示：制度更認同那十二個分數更高的同學。
這實在很可怕。我實在不敢想像，有一天，當所有的人都很『乖』，全變成了拿高分的考試高手，誰來當作者寫文章給大家考試呢？
這樣的學習制度當然是有問題的。本來，學習國文的目的是為了要培養學生欣賞作品的能力，並且讓他們在欣賞的過程中學習到用中文表達的能力。然而，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這樣的思考全被文法、辭性這些技術性的問題給占據了，以致於考試能力固然很強，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對中文更加疏離。這樣的疏離，不但使學生失去了從閱讀得到感動、思索人生的機會，甚至連寫出通順流暢的文章也都大有問題。因此，就算所有的學生國文都考得了高分，又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這只是我們可以舉出來的千千萬萬個例子之一，但這樣的例子也正是『太乖』了的最大的風險之所在。這樣的風險在於：
一旦主流思考錯了，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
東方文化向來重視傳承，不聽話的孩子叫『不肖』（意思是，孩子和父母親不一樣。） 孩子聽父母親的話叫盡孝，臣子聽君王的話叫盡忠，於是我們有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傳統，有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一脈不能違背的前輩。在這樣的文明裏，一個後代最了不起的德性就是把先人『發揚光大』。問題是，這，就是一切了嗎？ 先人就不出錯嗎？就算先人對，誰又敢保證物換星移之後，過去的看法一定合適現在？ 一旦如此，誰有能力讓那些錯的改成對的？ 這樣的『乖』文明，當然是危險的。
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艷麗、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鵝，同種競爭的結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愈艷麗，翅膀也愈肥厚。不幸的，鮮艷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在大自然中暴露，肥厚的翅膀更減緩了飛翔的速度，這一切都降低了雁鵝在大自然的競爭力。於是，一代一代下來，雁鵝在大自然中，瀕臨了更嚴重的滅亡壓力。
就某個程度而言，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鵝，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回報。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他們同種競爭優勢，在大自然的生存競爭裡未必是優勢，因此這些勝利者擁有的優勢，反而更加速了他們被淘汰的速度。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順服主流，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所以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用東方的標準來說，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真理』更勝過愛『老師』的學生當然不乖。
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愛老師是『倫理』法則的話，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生存』法則。對任何一個群體來說，『生存』當然是更迫切的。也許有人要問：『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或者：『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
倫理法則固然重要。但是沒有人規定『倫理』法則一定要跟『真理』法則抵觸啊。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就是為了找出證據，推翻前人或長輩的說法。這樣的推翻被稱為『創新』。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
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有了這種『青出於藍、更甚於藍』的學生，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論文，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最佳的砥礪。很多時候，老師再接再厲，又推翻了學生的研究，這種師徒競爭的熱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
在這樣以『真理』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形成了一種視『不乖』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不像『乖』文明不可逾越的一灘死水，『不乖』文明擁有一種能隨著時間『改變』的變革能力。在這樣的制度裡，儘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師，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累積。
或許有人認為，『不乖』固然創新，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就算老師說的不見得對，但至少錯的機會少吧。就算老師只對70%好了。乖的學生也還是比不乖的學生好很多啊。至少成功的機率大一點吧。在我看來，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
我再說個故事
從前我們家小朋友從家裡到小學走路不遠，雖然路程只有一、二十分鐘左右，但為了安全種種考量，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們還是讓他坐校車上下學。小朋友就這樣一直到了三年級的某一天，校車司機生病請假了。我們心想反正只有四、五條街，就讓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結果這一趟原本應該是一、二十分鐘的『旅程』，小朋友整整走了二個小時才回到家。急得我們到處找他，差點要報警了。
媽媽當然很生氣。覺得小朋友怎麼老是做出讓父母親擔心的事情，少不了一頓耳提面命。不過我最關心的倒是這趟旅程他到底怎麼走的，怎麼能走二個小時？ 吃過晚飯之後，我決定帶著小朋友重新溫習一遍他的回家之路，了解一下，他到底怎麼走回來的。我們父子就這樣拿著地圖，在學校附近又繞了一、二個小時，重新對照、應證每個可能的選擇，小朋友終於把從家裡到學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
這趟旅程我們從校門口出發。用小孩邏輯重新走過一次，我才發現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儘管同樣的路程小朋友已經坐校車走過無數次了，但是只要小朋友沒自己親自走過的路，對他而言就是陌生的路。到過別的城市旅行的人一定明白，要認識一個城市，一定得自己拿著地圖，一邊開車或一邊走路，並且實際對照應證才行。如果只是坐著遊覽車或別人開的車旅行，下次再到同一個城市，我們其實還是搞不清楚那個城市。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小朋友面臨了三 個選擇。以五個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選擇--換句話說，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他猜中並且幸運回到家裡的機率只有1/243。光是這樣都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一旦在任何一個街口做了錯選擇，之後他將面臨的是更多、更複雜的選擇--可見回家是一趟多麼艱鉅的旅程啊。
走完了這一趟多出來的意外之旅，我驀然發現，原來二年來都能快速、準時到達學校的兒子，其實是沒有自己上學能力的。兒子坐校車的經驗這讓我想起了所有國文、英文、數學......考高分的學生，就像我們家小朋友每天都能準時到校一樣--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有一天，當這些考高分的學生必須面對真實世界時，再高的分數、名校，能幫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說『乖』與『不乖』的差別不是『對的機率』大小的問題，而是對知識學習與掌握的層次的問題。如果『乖』像坐校車上學那麼容易、方便，那麼『不乖』應該就是自己用腳的探索與嚐試。一個每天坐著校車上學的『乖』孩子，他被剝奪的其實是『不乖』的機會--這個不乖，也正是對事物真正認識，必須經歷的探索與嚐試錯誤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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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9月讀家侯文詠嗆聲危險心靈 撰文作家/ 侯文詠
根據辭海的解釋，所謂『乖』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氣。換句話，『乖』學生，指的是這種順服的學生。當這種乖學生有什麼不好？ 學生『懂得道理』沒有什麼不好，問題出在這個孩子懂的『道理』對不對。
我先來講個故事。
我有篇文章被收錄進國文教科書裡去了。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屆讀到這篇文章的國三學生。他們班上的同學就對他說： 『你問你爸爸，他這一課到底要考什麼？』 我兒子跑回來問我。
我聽了差點沒昏倒。我最恨考試了，我記得自己自大學聯考（現在叫指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論語、孟子這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燒掉。
『我真的不知道要考什麼耶......』我抓了抓頭，很尷尬地說。
『可是，』兒子著急地說：『你是作者啊。』
『我當初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讓人拿來當考試題目的啊。』
我當然想不出什麼題目來。
後來學校真的以那個課文為範圍考了一次試。我突發奇想，請兒子把考卷拿回來讓我也考一考。不考還好，一考之下我發現題目還真是很難。寫完了試卷，對照答案，我竟只得到87分。兒子告訴我：
『爸，你這個成績拿到我們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四名。』
我聽到是有點愣住了。考十三、四名當然成績雖不是很糟，但這起碼表示：制度更認同那十二個分數更高的同學。
這實在很可怕。我實在不敢想像，有一天，當所有的人都很『乖』，全變成了拿高分的考試高手，誰來當作者寫文章給大家考試呢？
這樣的學習制度當然是有問題的。本來，學習國文的目的是為了要培養學生欣賞作品的能力，並且讓他們在欣賞的過程中學習到用中文表達的能力。然而，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這樣的思考全被文法、辭性這些技術性的問題給占據了，以致於考試能力固然很強，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對中文更加疏離。這樣的疏離，不但使學生失去了從閱讀得到感動、思索人生的機會，甚至連寫出通順流暢的文章也都大有問題。因此，就算所有的學生國文都考得了高分，又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這只是我們可以舉出來的千千萬萬個例子之一，但這樣的例子也正是『太乖』了的最大的風險之所在。這樣的風險在於：
一旦主流思考錯了，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
東方文化向來重視傳承，不聽話的孩子叫『不肖』（意思是，孩子和父母親不一樣。） 孩子聽父母親的話叫盡孝，臣子聽君王的話叫盡忠，於是我們有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傳統，有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一脈不能違背的前輩。在這樣的文明裏，一個後代最了不起的德性就是把先人『發揚光大』。問題是，這，就是一切了嗎？ 先人就不出錯嗎？就算先人對，誰又敢保證物換星移之後，過去的看法一定合適現在？ 一旦如此，誰有能力讓那些錯的改成對的？ 這樣的『乖』文明，當然是危險的。
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艷麗、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鵝，同種競爭的結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愈艷麗，翅膀也愈肥厚。不幸的，鮮艷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在大自然中暴露，肥厚的翅膀更減緩了飛翔的速度，這一切都降低了雁鵝在大自然的競爭力。於是，一代一代下來，雁鵝在大自然中，瀕臨了更嚴重的滅亡壓力。
就某個程度而言，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鵝，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回報。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他們同種競爭優勢，在大自然的生存競爭裡未必是優勢，因此這些勝利者擁有的優勢，反而更加速了他們被淘汰的速度。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順服主流，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所以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用東方的標準來說，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真理』更勝過愛『老師』的學生當然不乖。
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愛老師是『倫理』法則的話，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生存』法則。對任何一個群體來說，『生存』當然是更迫切的。也許有人要問：『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或者：『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
倫理法則固然重要。但是沒有人規定『倫理』法則一定要跟『真理』法則抵觸啊。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就是為了找出證據，推翻前人或長輩的說法。這樣的推翻被稱為『創新』。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
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有了這種『青出於藍、更甚於藍』的學生，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論文，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最佳的砥礪。很多時候，老師再接再厲，又推翻了學生的研究，這種師徒競爭的熱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
在這樣以『真理』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形成了一種視『不乖』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不像『乖』文明不可逾越的一灘死水，『不乖』文明擁有一種能隨著時間『改變』的變革能力。在這樣的制度裡，儘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師，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累積。
或許有人認為，『不乖』固然創新，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就算老師說的不見得對，但至少錯的機會少吧。就算老師只對70%好了。乖的學生也還是比不乖的學生好很多啊。至少成功的機率大一點吧。在我看來，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
我再說個故事
從前我們家小朋友從家裡到小學走路不遠，雖然路程只有一、二十分鐘左右，但為了安全種種考量，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們還是讓他坐校車上下學。小朋友就這樣一直到了三年級的某一天，校車司機生病請假了。我們心想反正只有四、五條街，就讓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結果這一趟原本應該是一、二十分鐘的『旅程』，小朋友整整走了二個小時才回到家。急得我們到處找他，差點要報警了。
媽媽當然很生氣。覺得小朋友怎麼老是做出讓父母親擔心的事情，少不了一頓耳提面命。不過我最關心的倒是這趟旅程他到底怎麼走的，怎麼能走二個小時？ 吃過晚飯之後，我決定帶著小朋友重新溫習一遍他的回家之路，了解一下，他到底怎麼走回來的。我們父子就這樣拿著地圖，在學校附近又繞了一、二個小時，重新對照、應證每個可能的選擇，小朋友終於把從家裡到學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
這趟旅程我們從校門口出發。用小孩邏輯重新走過一次，我才發現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儘管同樣的路程小朋友已經坐校車走過無數次了，但是只要小朋友沒自己親自走過的路，對他而言就是陌生的路。到過別的城市旅行的人一定明白，要認識一個城市，一定得自己拿著地圖，一邊開車或一邊走路，並且實際對照應證才行。如果只是坐著遊覽車或別人開的車旅行，下次再到同一個城市，我們其實還是搞不清楚那個城市。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小朋友面臨了三 個選擇。以五個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選擇--換句話說，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他猜中並且幸運回到家裡的機率只有1/243。光是這樣都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一旦在任何一個街口做了錯選擇，之後他將面臨的是更多、更複雜的選擇--可見回家是一趟多麼艱鉅的旅程啊。
走完了這一趟多出來的意外之旅，我驀然發現，原來二年來都能快速、準時到達學校的兒子，其實是沒有自己上學能力的。兒子坐校車的經驗這讓我想起了所有國文、英文、數學......考高分的學生，就像我們家小朋友每天都能準時到校一樣--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有一天，當這些考高分的學生必須面對真實世界時，再高的分數、名校，能幫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說『乖』與『不乖』的差別不是『對的機率』大小的問題，而是對知識學習與掌握的層次的問題。如果『乖』像坐校車上學那麼容易、方便，那麼『不乖』應該就是自己用腳的探索與嚐試。一個每天坐著校車上學的『乖』孩子，他被剝奪的其實是『不乖』的機會--這個不乖，也正是對事物真正認識，必須經歷的探索與嚐試錯誤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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